【关键字】贸易摩擦;ＷＴＯ;经济全球化
           
【摘要】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世界各国经济交往愈加紧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利益不一致,国家之间贸易摩擦日趋激烈。入世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保证中国外贸出口持续发展,必须在深入研究贸易摩擦产生的背景、发展趋势及其特点的基础上,以增强自身实力为根本,通过采取完善贸易救济体系、加快制度调整和创新、加强技术认证工作、扩大内需等措施,为我国外贸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产业内贸易比重大幅上升;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给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带来新生机。然而,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利益不一致,各国之间贸易摩擦也日趋激烈。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美国、欧盟、日本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反倾销、保障措施为主要手段的贸易摩擦此起彼伏,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一、全球贸易摩擦的特点
           
1.贸易摩擦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从产品看,已从个别产品倾销与反倾销摩擦阶段,开始逐步向多产业贸易摩擦和结构性贸易摩擦方向发展;从领域看,从货物贸易向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技术标准、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等方向发展;从国别看,已从欧美贸易摩擦向美日贸易摩擦再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摩擦发展。
           
2.贸易摩擦案件数量不断扩大。全球贸易摩擦近十年内数量大幅度上升。据统计,从1995年至2002年,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2074起,保障措施案件246起,累计贸易保护案件2320起,贸易保护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1995年至今,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共立案275起。其中涉及全球范围的贸易摩擦有日美“汽车战”、欧美“香蕉战”以及2002年3月份美国实施部分钢铁产品保障措施引发的全球钢铁贸易战等。仅2002年1～6月,ＷＴＯ14个成员对43个成员做出了111起反倾销终裁,与2001年同期相比,终裁数量增幅达26%。
           
3.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影响不断扩大。2002年,美国钢铁贸易保护争端不仅使世界钢铁贸易减少1300万吨,更重要的是由此产生的贸易保护连锁效应。其他国家和地区为限制过剩钢铁流入采取临时保障措施,产生钢铁贸易进一步减少效应,影响许多国家钢铁生产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美国钢铁贸易摩擦将对处于困境中的全球钢铁业以及国际贸易具有雪上加霜的作用。欧美之间爆发的“香蕉战”,美国认为欧盟新香蕉进口配额制影响了美国公司对欧洲香蕉出口,因而执意要对欧盟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实施报复性制裁。于是美国宣布对价值5.2亿美元欧盟出口产品征收100%进口特别关税,这些产品包括床单、吊灯、饼干等。由香蕉引发的贸易战影响到了轻工、纺织、食品等众多行业。
          
4.ＷＴＯ及各国贸易救济机制作用不断扩大。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高关税以及配额许可证等传统贸易壁垒逐步弱化,由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手段构成的各国贸易救济机制正在解决国际贸易摩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成为各成员维护产业经济安全,保护本国企业合法权益的有效武器。特别是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为发展中国家维护本国利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贸易摩擦的起因
           
1.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经济衰退与贸易保护主义犹如孪生姐妹,一旦经济陷入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就会马上抬头。2002年3月20日,美国正式启动201条款,对进口钢铁加征30%的进口关税,其原因是由于美国钢铁业已经步入“黄昏”期,加之本国经济萧条打击,一些钢铁公司纷纷倒闭。为保护竞争力薄弱的钢铁业,布什政府决定采取贸易保障措施,招致世界钢铁出口国强烈不满。日本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2年,中日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但是,中日之间频繁的贸易摩擦影响了两国经贸关系。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衰退令日本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曾出现持续快速增长。这很大程度是靠股价和地价持续攀升为标志的经济泡沫来支撑,这种泡沫在90年代初突然破灭,日本经济随之陷入战后空前严重的萧条之中。在1991～1997年度,日本的实际ＧＤＰ增长率平均只有1.5%,1998年、1999和2000年度分别只有-1.1%、0.8%和0.9%。日本衰退的经济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加剧了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美国一家权威机构的调查表明,日本经济自由程度已经由1999年的第20位下降到了2002年的第24位。
           
2.执政党政治利益的需要。贸易摩擦经常发生的本质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美国政治领袖人物作各种决策,首先关心的问题是争取选民好感,为下一轮选举赢得选票。多年前,老布什在与克林顿角逐白宫时,突然宣布向中国台湾出售大批战斗机,就是因为这笔交易可以给德克萨斯州带来很多就业机会,利于他赢得德克萨斯州的关键选票。2002年3月5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宣布,对10种进口钢材采取保障措施,在为期3年时间里,加征最高达30%的关税。小布什总统对钢铁增收保护性关税的命令一出,美国舆论立即普遍指出,小布什已在为下次总统选举布局,他的醉翁之意,是西弗吉尼亚州钢铁工人的选票。赢得选票和重新当选的考虑压倒一切,而给选民以经济利益,则是赢得选票的最有效手段。因此,美国无论将来谁入主白宫和国会,在制定外贸政策时,都会以国内选民的利益为重,即使引起与他国贸易摩擦也在所不惜。
           
3.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贸易摩擦通常表现为国家之间不同产业的冲突,由贸易双方在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引起。目前,中日贸易摩擦焦点在农产品,是在产业互补条件下产生的。从中日进出口结构来看,中国向日本出口主要是低附加值产品,如纺织品、食品等,从日本进口是高附加值产品,如电器产品和通用机器等,中日贸易具有明显互补性。然而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正在改变着中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结构。随着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增加,日本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扩大,双方水平分工日益深化,将会产生竞争性产业贸易摩擦。贸易摩擦有可能由第一产业农产品扩展到第二产业的纺织品、工业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根据日本2000年《通商白皮书》的分析,美日多数产业比较优势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主要原因是中国等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中家电、计算机外部设备等产业,日本已经处于比较劣势,汽车和钢铁出现某种程度下降,计算机、办公设备、半导体等电子元器件方面日美竞争优势在部分产品上有所下降,但总体上仍保持优势。报告指出,由于日本产业未能及时向知识密集型调整,同时又不具备美国不易受价格冲击的核心技术优势,因此一些衰退产业将向贸易保护主义寻求庇护。
           
4.双边贸易不平衡。贸易一方巨额顺差或逆差必然引发贸易摩擦。2000年,在中方统计对日贸易大体平衡的条件下,日方统计出现了高达249亿美元的巨大逆差,逆差额占当年日本贸易顺差的1/3,创自1988年以来日本连续13年对华逆差的记录。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从1990年开始,除1993年贸易收支逆差外,连续11年保持贸易顺差,并成为世界第五大贸易国。对华贸易逆差引起了日本人很大忧虑,特别是在敏感的农业部门,新制冷技术的运用,批发环节的改善,提高了中国农产品竞争力。大量中国西红柿、茄子、洋葱和大蒜摆在日本超市的货架上,而日本农民年纪大,生产效率低,产品竞争力弱。在东京批发市场,中国蘑菇价格不足日本蘑菇的1/3,很快占据了40%的市场份额。2001年4月,日本对来自中国的大葱,鲜香菇、蔺草席3种农产品启动临时保障措施。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日本政界、财界、学界纷纷对中国稳定的货币政策产生了质疑,要求人民币升值,并尽快开放资本市场,中日出现了宏观经贸摩擦。
           
5.国家之间经济实力的不对称。国家之间经济实力是否对称直接影响彼此之间贸易关系是否均衡。一国经济实力与在贸易关系中所处地位呈正相关。美国是世界头号贸易大国,据ＷＴＯ统计,2000年美国出口额为7824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额63680亿美元的12.3%,进口额为12580亿美元,占世界总进口额66620亿美元的18.9%,是唯一进出口额在世界进出口额中所占比重均超过10%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其市场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多数国家都不愿因某个产品而起的贸易争端,影响对美国贸易整体利益。经济实力不对称,使得其他国家在处理与美国贸易关系时,倾向于谨慎从事,避免挑起争端。而美国则在别人实行贸易保护措施时大叫“犯规”。1994～2001年间,中美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比例为16%,美中贸易占美国贸易总额比例为3.4%。中国对美国贸易“依赖症”造成中国在经济问题上讨价还价能力降低,并且容易受到不公正对待。例如,2002年3月美国为保护本国钢铁业,向进口钢材征收高达30%的关税,损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对美钢铁输出国的利益。2002年12月,美国以中国企业向美国非法转口纺织品为理由,决定单方面扣减中国纺织品配额,涉及货物总金额900万美元。2002年美国药品管理局扣留的进口产品中,来自中国的产品占被扣产品总批量的9.48%,占受阻国家和地区之首。
           
中欧之间贸易关系也有类似问题。双方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及对产品品质要求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决定相互需要程度也有较大差异。欧美贸易在欧盟贸易中举足轻重,欧盟与日本等其他非欧盟国家以及其原殖民地国家的贸易往来占据着较为重要位置,与之相比,欧盟与我国的贸易往来则处于次要地位,而我国与欧盟贸易在我国外贸中地位却相当重要。这种相互依存程度差别,决定了在贸易关系中我国处于下风,较为被动。贸易关系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双边贸易关系发展的基本面貌,突出表现在中欧之间贸易摩擦的启动、处理贸易摩擦的态度、立场等许多方面。在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欧盟发起案件数量排名第一。欧盟反倾销法对我国国有企业存在明显歧视,认定国有企业享受政府补贴,不接受相关企业提供的成本数据,而采取所谓“替代国”同类产品成本来判断与推算我国产品的倾销事实与幅度。
           
三、我国对外贸易摩擦情况分析
           
入世两年来,贸易摩擦仍是制约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表现在:
           
1.国外对华反倾销、保障措施案件数量和金额居高不下。2001年,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67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比2000年增加55%;其中反倾销55起,保障措施12起,同比分别增长41%和200%,涉案金额合计近11.4亿美元,创历年最高。2002年,我国对外贸易出现令人欣喜的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钢铁、汽车挡风玻璃、打火机以及部分农产品等所遭遇的反倾销、保障措施案例也接踵而至,截止2002年底,共有18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66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涉案金额近10亿美元。其中,反倾销48起,保障措施18起(包括3起特别保障措施),分别占全球同类案件的16.8%和13.6%。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仍是世界上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最大受害国。
           
2.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影响越来越大。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已造成严重影响。包括农产品农药残留量、陶瓷产品含铅量、皮革ＰＣＰ残留量、纺织品染料指标等。由于我国出口商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受环保因素影响较大,国外对华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使我国出口的农产品、食品、纺织品、建筑材料等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据有关部门统计,2002年我国71%出口企业、39%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限制,使我国出口损失170亿美元。如欧盟禁止我动物源性产品进口一案就涉及我国94家企业,贸易金额达6.23亿美元。一些出口市场和产品结构比较单一的企业,还因此次事件濒临破产境地。据统计,这些企业中涉及的劳动力近5万人。此外,欧盟的禁令还殃及十几万农户遭受经济损失,重点出口地区还将面临群众经济收入来源减少,社会安定受到威胁的局面。
           
3.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条款纷纷出台。由于我国入世议定书中有允许成员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特殊保障措施的承诺,入世后,世贸组织成员纷纷加强了对华特别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的立法工作。这些立法对中国十分不利,主要是大幅度降低了立案标准,同时可以仅针对中国,从而避免保障措施针对全球带来的压力。据统计,已有韩国、加拿大、印度等国制定了对华保障措施法规。目前,针对中国发起的特别保障措施案已成为入世后中国贸易摩擦的新问题,例如2002年8月起印度和美国就相继对我发起缝纫机针、座椅升降装置、轴承制动器等三起特别保障措施案。
           
四、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对策
           
当前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各国经济交往愈加频繁。贸易额越是扩大,贸易摩擦产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由于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以及我国加入ＷＴＯ后15年内仍会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及特殊保障措施等因素,国外针对我出口产品反倾销、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今后将会有增无减。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对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应对。
           
1.健全和完善贸易救济体系。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体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加快与贸易摩擦相关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建设,健全应对贸易摩擦快速反应机制和敏感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同时,要建立以行业协会为主体应对贸易摩擦的新机制,重视国外针对中国特殊保障措施立法,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有效措施规范纺织品出口秩序,积极做好对外交涉和应诉的准备工作,提高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整体能力。
           
2.加快技术创新及技术认证工作。欧美国家都已建立了统一认证体系,国际标准采标率已达80%,日本新制订的国家标准有90%以上是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国际电工组织(ＩＥＣ)标准。我国国家标准只有40%采用了国际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为打破发达国家以技术优势和法律手段对我国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我国一方面要加快技术创新,建立本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防御体系,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的认证制度,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建立与国外权威机构认证的相互认可机制。
           
3.针对不同国家实施不同对策。虽然就贸易摩擦本身来说,通过ＷＴＯ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解决摩擦具有共同的尺度和标准,但由于中国与不同国家进出口结构不同,不同国家在中国对外经贸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采取的手段不同,中国在解决与主要国家的经贸摩擦时必须采取不同的对策。如针对美国在国际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中经常打制度牌,中国应以制度对制度,尽快建立健全本国的法律制度体系,同时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时应防止美国的制度陷阱;针对日本对华投资战略的变化导致的日资企业对日出口引发的贸易摩擦,应该建立磋商协调机制,由中日双方共同承担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4.消除统计误差。统一口径计算出真实的贸易收支差额,将解决贸易摩擦方式的选择建立在双方认可的计算标准上。将贸易失衡的解决纳入到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上,即摆脱一般的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局部调整,避免陷入日本经济的怪圈中。面对人民币升值和资本市场开放的压力,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为此,必须立足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建立与他国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在此基础上,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建立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
           
5.加快制度的调整和创新。制度不仅是引发经济摩擦的根源,同时也是解决摩擦的关键,为此,在解决与主要国家经济摩擦的过程中,应该以制度为突破口,尽快建立符合ＷＴＯ规则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另一方面,针对西方国家构筑新的法律,建立新的制度体系实行贸易保护(如美国近期修改农业法对美国农产品的保护等),我国应该采取以制度对制度的反贸易保护措施,尽快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防范体系。
           
6.将扩大内需作为长期发展战略。从美国和日本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的历史经验看,发展直接投资导致本国产业结构的空洞化是中国迟早要面对的问题,为避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可能出现的产业结构空洞化问题,中国在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应该有序地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力度,将扩大内需作为确保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长期战略,这样,不仅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而且可以避免产业空洞化问题。
           
回顾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的基本历程,笔者认为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入,随着我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对外贸易摩擦增多是一个客观必然趋势。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必须以增强自身实力为根本,与主要贸易伙伴在“求同存异”中谋求双边经贸关系的合作与发展,使得多、双边经贸关系走向成熟、稳固,从而为我国外经贸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