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随着联合利华合肥工业园三期工程的竣工投产和四期工程的奠基，标志着联合利华生产基地已完全从上海迁至合肥。合肥工业园是联合利华将其原来分布在上海、合肥等地的数家工厂整合而建成的生产基地。
"该基地的建成，无论从生产规模、生产效率，还是现代化程度上，都达到了全球的最高标准。同时，位于上海的联合利华全球研发中心的扩大和中国总部的建成及投入使用，分别在技术、研发和管理上为合肥工业园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联合利华大中国区副总裁曾锡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业内人士称，联合利华成为跨国公司将其生产基地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的一个典型。
跨国公司难撑东部高成本
早在８０年前，联合利华就曾登陆中国，当时利华兄弟在上海建立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当１９８６年联合利华重返中国时，与众多跨国公司一样，选择了在东部地区的上海投资建厂。
随着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和外资的大规模进入，生产成本和商务运营成本大幅上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联合利华在中国生产洗涤产品、牙膏和护肤品等多类产品的成本均高于其在印尼工厂的成本水平。
据联合利华大中国区副总裁曾锡文介绍，人工成本的上升、土地价格的上涨以及生产运营分散造成的管理效率低下已使联合利华不仅难以与国内同行竞争，而且作为在全球生产采购的跨国公司，联合利华在上海的工厂面临着与亚太地区其他子公司相比竞争力在下降。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将导致联合利华总部关闭在华生产企业。
为此，联合利华希望通过生产基地的搬迁，实现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发展空间、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等目标。
"联合利华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先期进入沿海大城市的外资生产企业的共性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的这份报告说。
合肥颇具吸引力
"在吸引投资方面，政府光有服务的意识不行，还要有服务的水平；光有服务的热情不行，还要有服务的能力。"合肥市市长吴存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这番话，让人感受到合肥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其紧邻长三角的区位优势和要素成本优势，还来自于合肥营造的服务软环境。
这一点联合利华大中国区副总裁曾锡文感受颇多，他说，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联合利华选择合肥的确是最先看中其区位优势和成本优势。合肥市处于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位置，周边省份人口密集，以合肥为中心，运输半径５００公里内覆盖近５亿人口，这５亿人口也是消费能力最强，发展潜力最大的人群。合肥又是区域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交通枢纽。另外，合肥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低，能源供应充足，直接制造成本差不多为上海的一半。"更重要的是我们看中了这里的服务环境和服务效率，企业搬迁过程中的许多复杂问题都在这里得到快速和顺利的解决。"曾锡文说。
"我们一直在强调要把合肥市打造成为审批环节最少，投资环境最好，办事效率最高的城市。优化人文环境、商业环境、法制环境，目前已经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吴存荣说。
据悉，去年合肥市的外来投资中有８５％是来自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上海并不尴尬
因涉及税收转移，外商投资企业搬迁已形成生产能力的工厂，一般都会遇到来自迁出地的阻力，联合利华也不例外。虽然联合利华的迁出对上海就业、税收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当初让上海最担心的就是负面示范效应。
为此，联合利华承诺在上海投资建立中国公司总部和面向全球的研发中心，这不仅符合上海发展地区总部和研发基地以及服务业的经济发展方向，而且其中国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将直接雇用１３００多人，比因企业搬迁而下岗的一千人还多，而且由以前的"蓝领"变成"白领"。因而，曾被担心的负面示范效应并没有出现。
由于联合利华在华工厂的搬迁，使得其中国公司获得了总公司在资源配置上更多的项目和投入。比如联合利华正在考虑把在其他国家的部分研究项目转移到上海研发中心，并且正在安徽黄山建立联合利华中试基地。另外，搬迁后的合肥基地由于降低了成本、扩大了生产规模，有望成为亚太日化生产基地，联合利华因此把亚太采购中心设在了上海。
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启示
"当初联合利华的企业转移因许多复杂问题难以解决，差点就搬到了越南。"一位联合利华的员工说。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负责的联合利华案例研究报告分析说，东部大城市的生产成本优势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相比正在逐渐消失。一些跨国公司面临转移生产基地的选择，是转向其它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中国境内寻找新的投资场所。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和障碍甚至可能大于建立一个新企业。因此，仅仅依靠现行政策尚不足以引导东部企业向中部地区转移。联合利华在搬迁中遇到的困难不是个别现象，本地企业和跨国公司都难幸免，确实需要有一套法规和政策保障企业可以搬得动、搬得起。
为此，该报告建议，中央政府应该明令各地政府不得直接或变相干预企业转移和新建生产能力的活动。由于企业搬迁涉及职工安置、资产和债权债务处置、税务和外汇审计，政策风险大于市场风险。尤其是那些经营状况尚可、有盈利的企业，所在地政府"挽留"的表示就可能增加决策的难度。国家应明确和完善有关企业撤资、搬迁的法律法规，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各地的投资促进政策应该包括投资者退出机制。我国中西部地区正面临来自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在调整外资政策时，应考虑这一新情况。
跨国公司在调整全球生产、研发和采购布局时，子公司之间直接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联合利华在上海的企业成功搬迁合肥，大大增强了中国公司的地位，从总部获得更多资源配置，联合利华相继关闭在其它国家的工厂和研发中心，把设备、订单和研发项目转移到中国。随着跨国公司在华管理人员的本地化，政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同样应该体现在跨国公司本地高级管理人员身上，即有意识地提高他们在跨国公司总部的影响力。
(中国经济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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