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浙江、发展浙江”。400万浙商在省外创业，绽放出绚丽的财富之花。
浙商为社会创造的财富有目共睹，而社会为浙商提供了丰厚的创业土壤。那么，浙商在全国各地发展的创业环境又如何呢?
本报记者亲历2005’浙商论坛，追寻浙商创业背后的故事，为您解读浙商需要怎样的投资环境，希望能给我市招商引资工作带来一些借鉴。创史
2004年，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等部门所作的“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底，浙江人在省外经营发展的有400万左右，若加上在境外的100多万，约有500万浙江人在国内和世界五大洲创造财富。目前浙江人在外设立的市场主体近80万家，注册资本近2350亿元，对外投资总额近6000亿元，到2003年底，在外浙商的销售额超过1万亿元，几乎等同于浙江2004年创造的经济总量。
浙商外出创业的历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浙商在外主要是“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如修鞋、弹棉花以及走街串巷、小商小贩等。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至1990年，浙江常年在省外务工经商人员达100万左右。
上世纪90年代，浙商在外主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先后在省外创办了一大批“浙江村”、“温州村”、“义乌路”、“台州街”等，并开始在服装、轻纺、日用小商品等行业投资，进行“销地产”。据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浙商在外人员达207万左右。
2000年以来，浙商在外主要是“做别人没有实力做的事”。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先后实施，以及省委实施接轨上海、推进长三角合作与交流的战略决策，一大批浙江企业带着资本、品牌、理念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实现了从商贸流通、商品生产向品牌经营、资本运作的新跨越。据调查，截至2003年，浙江在外务工经商人员达到400万左右，其中经商办企业人员约200万人。
分析浙商“走出去”的过程，不难发现，早期浙江商人“赤手空拳”，到各地做小生意，他们只在乎有没有商机，其他考虑较少。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地投资环境的好坏，已成为浙商“走出去”、“走到哪里”的一个决定因素。礼遇
一有雨露就生根发芽，一有阳光就茁壮成长。浙商顽强的生命力与他们的生存发展环境休戚相关。与浙江省相比，国内许多省市在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等硬环境方面有绝对的优势，而吸引浙商眼球的软环境同样不可忽视。
从浙商在全国各地的分布，结合对浙商的抽样调查以及重点访谈分析，目前浙商对省外各地的投资环境总体较满意，有的地方甚至还超过了浙江本省。
政府重视在调查中，“当地政府的热情相邀”，成为众多浙商选择投资地的最重要因素。在东部沿海竞相引进外资的同时，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则把本省以外的资金当作‘外资’来引进，而浙江民间资金是他们的首选。由此，浙商受到全国各地的空前欢迎。省内并不知名的普通浙商，在省外成了当地政要的座上客。
江苏宿迁被誉为“投资的乐园”。小小的宿迁，已有几百家规模以上浙江投资企业，其中有10多位浙商当选为宿迁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样高的待遇，浙商们受宠若惊。
“那里的投资环境好，领导相当重视，从市委书记到下面各部委办局领导，经常召开座谈会了解浙商的发展情况，或上门看望浙商。浙商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政府，而且对大、小企业一样热心。在这种氛围下，在那里投资的浙商通过老乡带老乡不断扩大浙商阵营。”宿迁浙江总商会会长刘卫高说道。
不光中小城市如此，上海、重庆等大城市以及沈阳、太原等省会城市，对浙商也十分重视。“上海市政府每到过节，便组织外来投资企业免费聚餐、旅游，小心呵护投资者们。”在沪浙商代表介绍说。沈阳市领导对浙商可谓情有独钟。据透露，沈阳市市长陈正高，去年就亲自率领着招商团九下浙江招商，今年5月份之前，又亲自率队到浙江招商4次以上。
在浙商们受到空前礼遇的同时，各地对浙商的招商也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许多省市专门派有关经济部门负责人常驻浙江，为招商引资当“卧底”。
政策优惠“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对待前来投资的外来企业，各省都会有一套结合当地实际而制定的优惠政策。
前几年，许多浙商到上海创业，原因就在于“上海用地审批手续简便，地价也便宜，尤其是青浦、奉贤、嘉定、松江等郊县地价一般每亩征用价格仅5万元至8万元，个别的只需要3万元。这对省内地价早已攀上数十万元一亩的浙商来说诱惑之大不言而喻。”
广东省对外来投资者实行所得税“二免三减半政策”：对增值税地方留存部按比例以企业发展奖励形式返还给企业；同时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一概免交。这是吸引许多浙商前往的一个重要因素。
相对于上海、广东而言，许多内地省市的各级政府，在用地、用电、税收等方面也专门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有的甚至“一厂一策”。
办事方便浙江省政府驻广东办事处有关人士介绍，广东政府的办事效能高，政府环境很好。一是当地政府及官员观念新，普遍有一种亲商、重商、安商的思想意识，有明确的“你创业、我支持，你投资、我服务，你发财、我发展”的理念。二是透明度好。当地政府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凡是与企业相关的“红头文件”，用各种形式向企业发布，企业不明白的地方，有关官员当场解释，因此被企业家称为“阳光政府”、“开明政府”。三是办事效率高。当地政府管理企业重在服务，实行“一个窗口”审批项目、“一条龙”受理投诉、“一个口子”收取行政规费的制度，并且对外企业提供全方位、“保姆式”服务。四是作风检点。只要企业守法经营、照章纳税，政府就不会干预。
许多浙商对上海市各级政府办事透明、效率很高也赞赏有加。
在中西部，办事的规范、透明上虽然比不上浙江，但由于政府重视，往往可以“特事特办”。
“青海省的书记、省长对招商引资工作非常重视。他们说，青海的硬环境不好，更要创造比人家好的软环境和好的服务。在青海，工商局、经委、工商联等各部门对招商引资工作都非常积极负责。在那里，有谁引进、谁负责服务到底的制度，企业进去之后不用担心‘关门打狗’的可能。而那里的政策也非常优惠，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胸怀吸纳外来投资者。”一位浙商朋友深有感触地介绍说。
在宿迁，市里还专门制作了“投资乐园卡”，凭此卡，浙商的事都可以特事特办。
王振韬在重庆壁山投资西部鞋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当地政府的思想开明与群众的支持，他用“人和”来形容当地政府的招商态度与社会基础，“我开始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而考察之后就对这里依依不舍了。”
许多地方的百姓称道浙商，不但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更是带去了艰苦创业的精神，带去了以创业回报社会的道德感。困扰
据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各地浙江企业联合会接到当地浙商投诉达数千件。相对于在外投资浙商的数量来说，这样的投诉量并不算大，但多少可以看出，投资环境存在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浙商。
重招商轻安商在外地投资的浙商中间，“开门迎客、关门打狗”是一句经常可以听到的话。所谓“关门打狗”，其实是指一些地方“重招商引资，轻安商、亲商”的现象：开始时政府很热情，可企业进来后，却不管不问，甚至刁难、卡要，更甚的“关门拔毛”，使浙商权益受到严重损害。
比如某浙商在去年4月，在某省某县与有关村委会签订了4000亩林木流转承包经营合作项目协议。投资商按合同约定上缴村委会土地承包金和苗木费及栽植管护费后，经过一年的精心管理，林木长势良好，但今年初，该县有关领导突然指示终止合同，使投资商蒙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
失信违约政府的诚信是广大浙商最关心的问题。由于政府领导的换届、政策变化、办事不规范、承诺不兑现等造成的“政府失信”，着实让不少浙商吃了苦。
据中部某省份浙江企业联合会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随机调查的60件企业投诉案中，涉及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达33起，其中属于政府部门违约、信用观念不强和承诺不能兑现的达20起，占这类投诉的60％。
同时，一些地方办事透明度不够，使浙商们为政策的多变头痛不已。据浙商反映，西部地区的各级政府部门招商心切，但由于旧体制的沿革，以及新政策的不完善，使得去当地投资的浙商面临错综复杂的政策。
办事效率低政府有关部门办事效率低下也是令浙商烦恼的事。从各地的情况看，政府层面往往是“上热下冷”，上面强调改善投资环境，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操作过程中，政府的中间层不时会出现“梗阻”。在记者采访中，相当一部分浙商认为各地政府存在办事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的问题：不少地方存在门难进、脸难看，服务态度不好的情况。
西部某市浙商形容政府的办事效率：“当地政府的上层已经与国际接轨，说话都是‘I（英文：我）’，而下层说话仍然‘呃、呃’，叫‘饿’（呃的谐音）的人办事效率怎么会高呢？”他在该市投资一个房地产项目，整整4年了，由于“中梗阻”现象严重，至今还没有落实到位。
吃拿卡要乱收费成为浙商投诉的另一个指向。虽然各个地方为了吸引投资者，减免了很多费用，但一些浙商认为目前各地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现象。
有浙商反映，个别地方“吃拿卡要”现象很严重。“甚至去办一本执照和产权证书，都有办证人员把你逼到墙角，告诉你盖一个大印多少钱”。这是一位撤离河南之后的浙商所反映的。
而在西南某省投资的一位浙商则打趣地说，你在当地请人吃饭，你请一个人就必须备好一桌饭菜，请几个人，则起码要备两桌。
“仇富”心理社会上的“仇富”心理，常常让外出投资的浙商尴尬非常。
这种仇富心理甚至影响到—些政府官员的观念。据说，西南某省的一些政府官员对招商引资表现得就比较淡漠，言谈间总流露出“钱都让你们浙江人赚走了”的观念。
而在一些地方，还有“均贫富”的思想作怪，认为从老板那里偷一点、拿一点很正常。这多少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治安。
从调查的情况看，仇富心理和社会治安问题也是浙商投资的一大顾虑。因而，吸引浙商投资，需要当地人普遍树立健康和良好的财富观与财富心态。
